头上长角的妹子说道不过，我觉得这个皇帝的确挺厉害的！！！
武隆东说道朱元璋从元朝灭亡中看到，除了统治者本身的素质以外，整个社会失于教化也是一个原因。
因此，登基后，就采取措施，兴建学校，选拔学官，并坚持把教育工作作为衡量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指标。
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山东日照县知县马亮任职考满，入京觐见皇帝，州里给他下的评语是“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
针对这个鉴定，朱元璋的批示是：农桑乃衣食之本，学校是风化之源，这个县令放着分内的事不做却长于督运，这是他的职责吗？结果，那位马县令不但没有晋升反而被“黜降”了。
对待国子学官，朱元璋的标准更高，除了关注国计民生，还要具备参政议政的素质。有一次朱元璋召儒臣谈治国之道，大家畅所欲言，只有国子学官李思迪和马懿沉默不语。朱元璋极不高兴，把他们给贬了。
之后，在下发给国子监的“通报”中说：身为人师，应该“模范其志，竭胸中所有，发世之良能，不隐而训……”李思迪和马懿，出身草野，能与皇帝议论国事，皇帝这么虚心请教，他们竟连一句话都不愿说，对皇帝尚且如此，还能指望他们尽心尽力教学生吗？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设科取士，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无定规。
文科考试内容主要局限于四书五经，考试文体通用八股文，虚内容而重形式，因而明代科举制又称八股取士。
元朝统治者虽把阿拉伯书籍引进中国，却束之高阁，“其间西域书数百册，言殊字异，无能知者。”
于是，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专家，他说：“尔来西域阴阳家，推测天象至为精密，有验其纬度之法，又中国书之所未备，此其有关于天人甚大，宜译其书。”
《聚真堂马氏宗谱》载明初礼聘满觊天文学家：“洪武元年，为创立政府，成立钦天监，派钦使到阿拉伯满觊（麦加）政府聘请精于历学专家，乃聘到准带地方古来氏族学者”。
洪武帝翻译引进的科学图书即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中的一部分书籍，使这些“远出夷裔，在元世百有余年，晦而弗显”的著作能够“为中国之用，备一家之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诏禁胡语、胡服、胡姓名，蒙古色目纷纷改名换姓，与汉人无异。在听从大臣曾秉正防患于未然的建议后，又以“有悖先王致谨氏族之道”为由，禁止蒙古色目改换姓名，以便识别。
并颁布法令，限制其内部通婚；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
只有在“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自相嫁娶。
朱元璋还对北元蒙古官民采取劝谕归降、恩惠怀柔的招抚政策。
一大批故元官民归附明朝。这些归附官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并对明朝有了新的认同。
朱元璋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统治政策，“制御”藏区。
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派人进藏诏谕各地首领。洪武六年（1373年），一些藏族首领到南京，明朝对他们授予官职，并设立朵甘卫、乌思藏卫和河州卫，后来朵甘卫和乌思藏卫升为朵甘都指挥使司和乌思藏都指挥使司。
在对外政策上，在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
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明与高丽即分别主动遣使聘问。1369年，高丽对明称臣。[166]但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
1392年，高丽大将李成桂篡位。之后，李成桂参考了高丽古名“朝鲜”和李父就仕之地“和宁”，请朱元璋裁定，朱元璋表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因此裁定朝鲜为新国名。
但明与朝鲜间由于潜在的疆域矛盾，造成双方矛盾激化。
直到明成祖时，明朝与朝鲜王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朱元璋登基后派使臣持赐日本国王玺书到日本，一是希望他们来朝贡，二是责令他们解决扰明倭寇问题。
结果，国书送达后，日本不仅没来朝贡，反而砍了使者的脑袋，倭寇继续侵扰沿海。朱元璋又派使者拿谕日本国王书到日本，扬言出兵，征服日本。
但最终“惩元军覆溺之患”（指元军在元日战争中被台风倾覆），并未出兵。
1372年，朱元璋遣招谕使杨载向琉球中山王宣谕，自此中山国始向明朝进贡。1373年，北山和南山也开始向明朝贡。
1392年，朱元璋命令福建善于造船航海的三十六姓移居琉球，其后裔世代居住在久米村，被称为“久米三十六姓”或“闽人三十六姓”。
朱元璋称帝建国后，即派遣尚宾馆副使刘迪简赍诏往谕安南，因其病逝于南宁，事未果。同年十二月，明朝再遣汉阳知府易济民颁诏于安南。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陈裕宗陈暤）派遣使臣少中大夫同时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等入贡明朝，并请求封爵，这是明朝开国后第一批入贡的外国使臣。朱元璋派遣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典簿牛谅往使安南，册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赐以驼纽涂金银印。
不过行至安南时，陈日煃已死，嗣子陈日熞（杨日礼）继位，张以宁拒绝册封，安南被迫遣使告哀请封，朱元璋亲撰祭文，派遣翰林编修王亷前往吊祭陈日煃，吏部主事林弼往封陈日熞为安南国王。sxynkj.ċöm
自洪武四年（1371年）以后，安南政局混乱，五易其主，并没有按宗藩关系的规则请封，而朱元璋既不行册封之礼，也不予追究，两国使节交往依旧如常，这实际上是默认安南权位更替的事实。
朱元璋对安南内政始终没有贸然干预，持着一种“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曾明白地告知安南国王陈叔明（陈艺宗陈暊）：“安南限山隔海，远居蕞尔，天造地设，帝命王于彼者，以主生民。
中国有道之君必不伐，尚强无知者必征。今朕统天下，唯愿民安而已，无强凌弱、众暴寡之为。安南新王自当高枕，无虑加兵也。”
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西思明府状告安南脱、峒二县侵扰永平等寨，安南在受诘责时，也反告思明府攻其脱、峒、陆、峙诸处。朱元璋认为安南“作奸肆侮，生隙构患，欺诳中国”，不仅退还当年的贡物，而且敕谕广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贡并毋纳”。
安南由黎季犛当权后，开始侵夺思明所辖土地，朱元璋得到思明府的控告，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十二月派遣行人陈诚、吕让出使安南，要求安南归还思明府的故地，双方经过多次交涉，没能达成共识。陈诚回国后，黎季犛担心明朝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直接上书明朝礼部，为其侵占的事实狡辩，丝毫没有归还之意。
朱元璋召集众臣商议对策，有大臣认为安南抗逆朝命，建议发兵征讨。朱元璋没有接受，对安南的傲慢与挑衅，姑且容忍，表示：“蛮夷相争，自古有之。彼恃顽不服，终必取祸，姑待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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