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下商籍的问题。
这个本来不想多说了，因为商籍这种事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但看到很多人一直拿“商人是贱籍”说事，不得不在此普及一下。
首先，时代是进步的。
“士农工商”是先秦时期管子提出的理念。
原文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很显然，这里的“士农工商”是并列的。
还是国之柱石。
后来，包含的阶层逐渐演变，但也多用来代指天下之民。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过去千年。
而这时候的户籍制度，也并非是“士农工商”这么简单。
具体我就不说了，只说一点。
那就是明朝无商籍，清朝也只有一些盐商为了科举附了商籍。
可能有人觉得不符合“固有认知”。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就好比你和人说《大明律》里的条款，但他就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样朴素的法制观念，大概还停留在上古时期吧？
还有说起进士的年龄，很多人不看朝代。
只会提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可这是唐朝的诗啊！
这其中的代际差异之大，我简直无法形容。
还不能说完全不对，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思想被固化在某个历史阶段了。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没能与时俱进。
现在再说回本书里，薛家的定位。
原著明白写着“仕宦名家”，我也用我的解读尽量为大家还原了。
就算不接受也行，可若真有很多人以为有的“低贱的商籍”，这种大家族会被编入？
但凡薛家的人脑子正常，也不会改成贱籍吧？
护官符上的“金陵四大家族”，是本省公认的。
显然顶多只是开始衰落，还没倒台呢！
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还是会有人和我杠，
就像我说原著里，薛宝钗管薛姨妈叫“妈”。壹趣妏敩
有人说原著的叫法也不符合古意。
那我只能说，您是比红楼作者懂古人的。
“商籍”的结论说完了，那就是：
在明清时期，相当于没有商籍这回事。
现在再说说“士农工商”的问题。
对于“士农工商”，我的观点是：
封建社会的阶级，不能简单的套用“士农工商”。
而是该【用辩证的方式，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很多时候，很多事都可以找规律。
但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铁律。
“士农工商”无论是定义，还是包含的阶层。
在千百年来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比如商人，肯定有小商小贩路边摊，他们绝大多时期地位都很低。
但也有皇商，是皇帝的近臣。
带个“皇”字，那他的地位就会随着皇权而变。
一般来说都是不逊勋贵的存在。
除非读书人，开始掌握话语权。
当读书人开始掌握话语权，那么不止皇商，勋贵的地位也会有所下降。
因为读书人要的是相权，是和皇权是对立的存在。
但读书人在每个朝代的不同时段，地位也是不同的。
比如明朝。
洪武和永乐都杀了不少读书人，可见读书人也就那么回事。m.sxynkj.ċöm
反而当时依附皇权存在的权贵，地位就极高。
永乐开始组建内阁，当时也只是提供施政建议的地方。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顾问团，并没有太多权力。
到了仁宣之后，国势越发稳定。
内阁逐渐掌权，开始搞座师同年门人弟子。
读书人的地位也跟着提升，逐渐掌握话语权。
这时候依附皇权的权贵，也慢慢被边缘化。
我要说的观点，也很明显了吧？
那就是地位高低，就看是谁掌握话语权。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读书人的地位高不高，看相权是否压过皇权。
皇商和勋贵的地位高不高，就看皇帝是否集权。】
现在再说回本书的背景。
作者结合原著，写的是王朝第三代。
我也在书中明确写过，此时正处于转型的拐点。
读书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开国勋贵的地位逐渐下降。
但是，这個是大趋势，还远没达到读书人压制勋臣的地步。
如果是凸显读书人的身份，非要说皇商、勋贵地位低下。
那这个背景设定，就应该在王朝中后期。
只有这样才合理。
这就是作者想说的，结合大背景看“士农工商”地位。
如果看到这里，您还觉得有问题。
比如某些人高喊着：
“士农工商不是开玩笑的”
“作者你不懂士农工商”
“你根本不懂历史”
那作者只能说：
很遗憾，是我费力不讨好，没有按照您的固有认知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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