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隆东说道金兵从中原大肆掳掠木匠、造船匠，来自中原的工匠广泛运用中原建筑的工艺流程和风格。开矿、冶炼也有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矿洞、冶铁炉、金银制品、陶瓷烧制、铁制农具的生产技术都超过辽朝，但与中原的质量还有不及。
如铸铜以铜镜居多，工艺一般虽较粗糙，不过也有像在黑龙江阿城县出土的双龙纹铜镜这样的精品。
头上长角的妹子说道女真部落联盟发展的层次，最初是把亲近的分散的氏族部落联合起来，出现众多的地方的小联盟，其次是把分散的不持久的小联盟结集成为大的联盟，最后以完颜部为核心，统一为一个巩固持久的庞大的联盟，这样国家就即将产生了。在女真军事部落联盟时，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人民大会。[50]在女真氏族社会的氏族部落中，出现了私人家族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开始是非常设的，后来发展为常设的军队。在女真社会中，当时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权限向国家的代表者君主集中，这也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
到了明朝末期，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渊源于女真人长期流行的牛录制。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牛录制度进行了改革，他将陆续编立的牛录，定为三百丁为一牛录，旗分黄、白、红、蓝四色。万历四十三年，“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八固山（八旗）”，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
一夫一妻制是明朝女真的主要婚姻形式，但已出现一夫多妻制，也残存群婚制。过多妻生活的，多为部落首领和富有户。像建州卫酋长李满住有三妻，原分别为斡朵里、兀良哈、火刺温人。残存群婚制的，主要是处于边远地区的一些东海女真部落。
乞列迷人“若娶其姊，则姊以下皆随为妾”；与苦兀相邻的部落里，流行朋友至家，“馈之艳妻，去则归之”。
当然，在建州、海西女真社会也有群婚制残余，如建州女真人嫁娶“不择族类”，有父死子妻其后母，兄死弟妻其嫂之俗；海西女真哈达部酋长王台死后，其子康古陆即以其后母温姐为妻。此外，女真社会普遍流行早婚，“年及十岁即娶”。
后来，海西女真改为至十七八岁成婚，建州女真直到皇太极时代才规定，女子未及12岁而嫁者“罪之”。成婚前先有“约婚”（定婚）。
约婚后，男家需向女家纳甲胄、牛马、奴婢等彩礼，已出现有的贫困户至10年未纳足彩礼而不能成婚者。
丧葬人死，建州女真是停丧于家，杀牛以祭，3日后择向阳处葬之。葬时，有将死者生前所穿衣服及乘马随葬之风，随葬马是杀后去其肉而葬其皮。海西女真流行树葬（风葬），择大树置尸于上，随葬之马皮、尾和脚及生前所用弓箭等物挂于树。东海女真诸部落葬俗比较原始，除有树葬外，苦兀人父母死后，去其肠胃，将尸体曝晒干，出入背之于身，饮食必祭，3年后才“弃之”。乞列迷男女老死，“刳其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植之”；溺水死者，以鱼叉叉其尸，用海豹皮包而埋之。示意可变海豹；被熊虎咬死者，“裸踯其尸作熊虎势”，令人用箭射尸，带箭埋之，示意可变熊虎。
头上长角的妹子接着说道女真与蒙古族间的经济关系，主要反映在蒙古贵族对女真统属关系的来往中。首先，元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女真人的管理，在其居住区内恢复了辽金时期的旧驿道，使处于黑龙江口的女真人西通蒙古地区，南达元大都（今北京市）。其次，蒙古贵族在女真地区提倡屯田耕种，扶助农耕，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农业发展。屯田处所，除前已述及的肇州及水达达屯田万户府外，还有不少女真人被迁到滨州、辽河、庆云等处专事耕耘，元朝发给农具、耕牛。如至元二十八年
（1291年），元世祖“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
总之，上述种种，从蒙古贵族方面说，虽是为了巩固对女真人的统治，但也客观上促进了女真与蒙古等族的交往和女真社会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女真人的生活安定。
女真输出的物品，是每年向元朝缴纳的粮食、布匹、青鼠皮等皮货、海东青、珍珠。女真人输出的土特产品，不仅满足了蒙古贵族的奢侈享乐，也丰富了蒙古军士及一般牧民的生活需要。
女真与蒙古的关系还有另一面，即对女真人的民族压迫和经济掠夺，迫使多次起兵反抗。元世祖时，“女直”与水达达趁乃颜叛乱之机，与乃颜“连结”，反抗蒙古贵族的统治。
元末，有居于辽东的女真人锁火奴兴兵起义，宣称为“大金子孙”，虽都被蒙古贵族镇压下去，但冲击了元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元朝的灭亡。
不少女真人和高丽人长期交错居住，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关系。女真人从高丽人方面学得先进生产技术和易得耕牛、铁等生产、生活资料，高丽人则从女真方面换得生活所需的皮货等物品。
杂居的地区主要有两处：一是合兰府境内（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地区），直到明初，这里还是“女直、鞑靼（即水达达）、高丽人”共同生息的主要场所。二是今辽河以东地区，像沈州（今沈阳市）、辽河、庆云等地，或共居一地，或同于一处屯田。
女真人与高丽国境内的居民亦有交往，主要是居于合兰府境内的女真人。
在蒙古与高丽争战之时，常入高丽国北境“剽掠”，有时多达3000人（朝鲜史籍称为东真兵）。
当蒙古贵族征服高丽国后，高丽国成了蒙古汗国的臣属国，蒙古贵族下令禁止女真人“侵轶高丽国民”，不准“入高丽界剽掠”，使女真与高丽国民的交往，恢复正常。
后来，女真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元王朝或向高丽国借粮，或令高丽国王运粟赈之。
除女真族的直系后裔满族外，尚有：甘肃省泾川县泾河北岸尚存一女真族后裔群聚村落，全村约有3000余人，绝大部分姓完颜。村民都自称自己是女真人完颜部的后裔。至今仍保留着传统女真习俗，例如每逢年节都要集体到完颜宗祠祭祖、跳萨满舞等。
据考证800多年前的金熙宗时期，泾川一带就是宗弼的领地。完颜宗弼死后，海陵王就杀了完颜宗弼之子完颜亨。亨的家人迁居在九顶梅花山下。金朝末代皇帝完颜承麟的墓也在那里。
河南共有5000多名姓完颜的女真后裔，分布在马铺、老庄、太清、贾滩、杨湖口等五乡九村，共750余户，近3000人。汝州市完颜庄、许昌县完门村尚有2000余人，是从鹿邑迁入的。
鹿邑女真后裔本为完颜氏，后改姓完氏。据《完氏宗谱》记载，他们是明朝万历年间从安徽肥东迁徙而来的。
元末明初，宗弼后代完颜佩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因战功被封为“女真将军”，封地在潞州（今安徽肥东，现有完颜牌坊村）。明万历年间，完颜佩的10世孙完颜必重由肥东赴京赶考中得探花，为官河南，落户鹿邑。
台湾有女真族的后裔，在彰化县福兴乡的“粘厝庄”，是台湾唯一的“生女真族”，彰化县福兴乡“粘厝”居民，经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证实，是由东北吉林附近，金朝时代开始向南迁，最后至台湾垦荒。在福兴乡粘厝村的四、五百户人家，其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粘姓，[51]因此外人称为“粘厝村”，或“粘厝庄”。“粘厝”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后代子孙。而粘姓始祖为粘罕，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博士说：女真部族进入中原后，逐渐汉化，纷纷改姓，“完颜粘”这一支系，却以名为姓，此为粘姓的由来。这支粘姓女真族原先住在东北吉林附近，金朝时代迁到河南宜阳，山东莱阳一带到了第八代，其中一支为了逃避元末战乱‧始迁到福建泉州府晋江县衙口镇一带，与清初名将施琅的先世宗族，比邻而居，粘、施两族因而通婚，一直到18世纪，清廷鼓励移垦台湾，粘姓二十二代子孙粘萼，率领部分族人东迁台湾鹿港西南海边，当时一片荒凉，后来子孙繁衍，粘姓多了，就以村中居民姓氏，命名为粘厝，而今分为“顶粘”和“厦粘”两村。壹趣妏敩
依据嘉义大学教授王永一博士长期对女真族研究而分析说：当然的女真族后裔，也自认非满族的女真族后裔，以及非满族的锡伯族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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