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对着朱高煦讲到明宣宗在登基后，多次与臣下分析探讨前代帝王为政的得失，以此为镜鉴，反复告诫朝臣及沿边守将：“天下虽安，不可忘武”，“毋谓已安，虽安不可忘危”，“今国家无事，边塞无警，可以安逸。然居安虑危，乃保邦之道”。
他把整治武备与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自昔圣帝明王御天下，所以治乱御侮，安内攘外，为久安之计者，必在严饬武备，修明军政。”
只有常保戒虞之心，武备不弛，才不会招致祸患，国家与社会的安宁才能得到长久保障。在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颁布的《御制帝训》中，明宣宗对修武与安邦的关系作了系统阐述，表达了自己的国防观念与思想。
他明确指出：善于统治天下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因为祸乱常常起于不测，不戒不虞，就无法应对危机从而维护好政权。
故而自古“圣人致严于武备，为之城郭，为之关防，严甲兵以守其国，规画精密，训练有方，强御以遏，兆民以宁”，由此才能达到“天下久安”，这是“长治之道”。
如果沉迷于太平盛世，不修武备，一旦祸乱猝兴，必将政权不保。
明宣宗主张必须做到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储将，即所谓“简拔勇智，优加禄秩”，也就是要选拔智勇兼备的优秀将领，给予丰厚的待遇；二是养士，即所谓“休息保爱，以时训练”，也就是要爱护抚恤将士，定期按时进行训练；三是广储蓄，即所谓“重农节用”，也就是要重视农业生产，节约开支，多多积蓄财货物资。三者具备，便足以“安内而攘外”。
明宣宗一方面强调加强武备对保邦安国的至关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反对无缘无故兴兵，滥用武力。
他曾对汉武帝因好大喜功以致“海内虚耗”和唐太宗“恃其英武而勤远略”造成丧师甚众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在明宣宗看来，“兵以御侮”，“穷兵黩武，亦非帝王盛德事”。
为防御蒙古各部的侵掠，实现保境安民的目的，明宣宗十分注重加强军队建设，提出了“训练有方，统驭有法”的总体治军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勤习武艺、爱恤士卒、严明军纪、公正赏罚等。
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对明太祖、成祖治军思想的沿袭承继，但也有根据形势变化需要而补充增加之处。
为督促勋臣子孙勤习武事，提高军事素养，明宣宗首先从精神上勉励他们以“武事既精、忠孝兼备”的古代名将赵充国、郭子仪、岳飞等人为榜样，谋求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其次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明确规定：各卫应袭军职之武官子弟平日要赴教场操练，弓马技艺务使精熟；当袭职之时，必须遵照先朝定制“严加比试”，比试不合格者不得袭职。
已经袭职者亦须比试武艺，初试不中“且定限令回习熟”，如果再试不中，则予以治罪。
除了着力纠治勋臣子弟疏于武技的问题，明宣宗也很注意抓紧对军队的训练。他认为当今“国家无事，正须训兵练将”，只有平时精练武艺，战时才不致进退失措，因此多次下令选调各地卫所军队赴京校阅操练，以保持和提高战斗力。
爱恤士卒是明宣宗治军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大特点。
明王朝到明宣宗统治的宣德年间，军户世袭和军屯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军官苛虐士卒、侵占屯田，军士生活困苦、被迫逃亡，开始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严重影响和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
面对这种状况，明宣宗不得不格外加以重视，由此提出了爱护存恤军士的思想主张。
他认为：兵士除了训练有方，还要抚养得宜，“养之厚则得其心，练之精则得其用”。为将帅者要建树功业，仅凭自己的智勇还不够，必须依靠士卒，方能成功。
军士乃将帅求取“富贵之本”。因为只有平常善待军士，深得其心，临敌之际才能得其拼死效力，成就功业。
“若素不能恤，徒以威驭之，缓急未必得用。”
他斥责了各处统兵将领不恤军士，“诛求刻剥，甚于豺虎”，“虐用其力，减克其粮”，以致军士不堪忍受、相率逃亡的种种劣行，告诫他们要以恩抚士卒为念，“矜其寒馁，同其甘苦”“仁如父兄，爱其子弟”。
并屡次颁布诏谕，严禁将领压迫虐害军士，包括私役其劳作、占夺其屯田、贪吞其饷粮等等，违者一经奏劾查实，即予逮治。
明宣宗分别在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从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进行了三次边境巡逻。
其中宽河之战中，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蒙古兀良哈部知道是皇帝亲征，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逻希望罢边主和，瓦剌部的脱欢首领抓住机会，于宣德五年（1430年）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1433年）被脱欢立为大汗。
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
朵儿只伯、阿端只、猛哥卜花，乘间伺隙，为明边境患。
明成祖时期，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
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远航，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海禁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遗憾。如果没有海禁政策及中国人航海事业的衰退，那么中国人和欧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触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东南亚。
如果是这样，那么远东和西欧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国人接触欧洲殖民者的前哨远在印度洋，那么中国人无疑更加从容。
朱瞻基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
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宦官洪保从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九年（1434年）带了一部分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
宣德八年（1433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其中15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壹趣妏敩
安南芒族人黎利（至少是高度芒化的京族，但他的早期支持者几乎全是芒族人）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
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宣德三年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
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明宣宗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岛国关系。明宣宗恢复了与岛国正式关系，由于岛国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
不过，他的继承者足利义教（统治期1429年—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足利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岛国的。
足利义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带领一个使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
七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
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sxynkj.ċöm
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
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
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朱瞻基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
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明宣宗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讨所破坏。
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
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人在脱懽（死于1439年或1440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
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懽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
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仁宗明宣宗统治时期，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北京，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
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
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边境。
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明宣宗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蒙古军队。
后来明宣宗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明朝军队在薛禄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
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明朝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
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
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
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当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局势就完全改变了。
明初洪武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据点有亦集乃旧城、镇番卫、宁夏卫、东胜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开平卫（兴和所）、大宁卫、安东卫及吉林船厂。朱棣登基后将北平行都司山后除开平外、丰洲滩东胜卫所尽数废除，但永乐依然掌控及巡逻上述地区。
到了宣德时期，朱瞻基内迁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吉林船厂，致使明朝边防出现漏洞。朱瞻基对于游荡在河套的脱欢人马及南逃的阿鲁台细心抚谕，对于受到阿鲁台打击而南迁放牧的兀良哈给予默许，对于被袭击东走的海西女真给予漠视，对于驱逐瓦剌的明军军士给予呵斥。明朝前期撤离阴山边疆后，蒙古草原内乱的失败者不再北上，而是选择了南下这一军事空虚地带，最先进入这一地区的是宣德后期在与瓦刺战争失败的鞑靼阿鲁台。对于阿鲁台的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默认鞑靼占据阴山南疆的政治事实，从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间政治边界由此明确起来。在瓦刺、兀良哈压力之下，鞑靼残部沿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不断西走至甘肃境外，从而彻底打通了阴山边疆，将之转变为蒙古各部来往通畅的“阴山走廊“。
哈密卫作为明朝的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二十二日，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
明宣宗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
宣德五年（1430年）四月二十六日忠义王为侄儿忠顺王卜答失里奏求与弩温答失里结姻的婚娶礼币，同一天瓦剌顺宁王脱欢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与之。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
宣德三年（1428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协助交阯，罪不可容。
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但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甦，所以这次还是让你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勦之。
老挝、宁远，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扩张，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
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
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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