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说道朱元璋祖孙之间曾经有过一次简单的对话，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藩王问题的真实看法。
朱元璋踌躇满志的对朱允炆说：“现在，内里的跋扈的大臣也已经被我除掉，外面有藩王为你镇守四边，你以后就可以端拱而治了。”
朱允炆则说：“诸王如果和朝廷一心倒也罢了，倘若诸王起兵谋反，如之奈何？”朱元璋一时语塞。
朱允炆就说：“如果诸王反叛，只好请用祖制，效法汉代的做法，削藩。”朱元璋点点头说：“没有比这个办法更好的了。”
朱元璋自己对这番谈话后来显然没有足够的重视，而朱允炆则把这次谈话作为自己今后的既定方针来看。
朱允炆同时还把自己的担忧和亲近的黄子澄说了，一次在东角门，朱允炆问黄子澄假如诸王谋乱怎么办？黄子澄信心很足，他慷慨的回答道：“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
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
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这番大道理很让朱允炆满意，而后朱允炆就是套用了黄子澄的话来回答朱元璋的，史称：东角门定计。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一下黄子澄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主张未尝不是好的，可是却空泛的很。而且，胡乱套用以往的例子，不加以对实际的联系。
再者，黄子澄不过是个书生，知经而不知权，知目的而不知手段。
当然，关于这点建文君臣自己都是浑然不觉的。
当时，建文帝的智囊团的主要人物包括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其中只有齐泰一人知兵，史书上记载齐泰的发迹是这样的：“太祖尝问边将姓名，泰历数无遗。又问诸图籍，出袖中手册以进，简要详密，大奇之。”而这种知兵和真正的临阵统驭将帅还有所不同。不过，因为有着朱元璋对他的一番奖掖，朱允炆就用他作兵部尚书。与黄子澄同参军国事，成为实际的宰相。而方孝孺则是名重一时的老书生和当代的大儒。蜀王朱椿对他很是敬重，而朱元璋一眼看破，他说：“今非用孝孺时。”但建文对方孝孺却是情有独衷、破格任用，每每和他谈论军国大事，更为主要的是让他出任《太祖实录》的总裁和负责国家官员的改革制度的实施。
应该说朱元璋留给建文的摊子并不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局面，适时，中央因为屠杀而中枢乏人，而四方的藩王因为厚养而权重。而由于朱元璋实行了多年的严猛的政治使得地主阶级不免怨声载道，特别是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严厉打击，让他们倍感不快。因而，建文甫一即位，立刻宣布政治上的改良。他在诏书中称：“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对于过重的赋税，建文也许诺给予减免。朱元璋死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当年七月间建文帝就下诏行宽政，赦免罪犯，捐免逋（欠）租。十二月，又下诏说：“朕即位以来，小大之狱，务从宽减，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岁天下田租之半”（《国榷》卷十一）。此后，建文元年二月，又诏均江浙田赋。太祖时江浙赋税独重，悉与减免，每亩纳税不过一斗。同时废除江西、浙江、苏州、松江等地人不准在户部任职的规定，仍得在户部为官（朱元璋认为这几个地方的人很奸诈，不适合在管理财政的重要部门任职。）。
除此之外，建文君臣开始对官制也做了一定的修改，建文责成方孝孺总其事，充翰林院侍讲，参据《周礼》更定官制。此事自建文元年正月起陆续进行，至四月大体告竣。所谓更定官制，其实只是某些官员品级的改定、机构的调整和官职名号的更易，并非制度上的实际改革。如六部尚书由正二品改为正一品。工部增设照磨司，兵部裁革典牧所。都察院改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通政司改名通政寺。大理寺改名大理司。官员职名六部侍郎改称侍中，原通政使改称通政卿，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他如太常寺卿改称太常卿，光禄寺卿改称光禄卿等等，大体类此。地方官制主要是改左、右布政使制，只设布政使一人。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按察司。这件事纯粹属于换汤不换药，而且书生气十足，对于建文政治的主体毫无实际用处，并从侧面也反映出建文君臣的务虚和繁琐。
然而，无论是改订官制还是削减赋税，这都不是建文君臣念兹在兹的大事，他们最关注的还是藩王的问题。建文问黄子澄：“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子澄回答：“不敢忘”。所以，朱元璋尸骨未寒的洪武三十一年冬十一月，建文帝就对那些不安分的权力极大的叔叔们动手了。
建文君臣动手削藩的速度并不慢，朱元璋死后不到三个月，建文帝就示意黄子澄和齐泰等人研究这件事并且付诸于行动。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太祖宾天，诸王奔丧，这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留给建文君臣，可建文帝却明诏诸王不得与丧。燕王走到淮安又折回了北平，后人以此论为可惜。实际上，建文帝本人不是没有考虑到利用诸王来京的机会一举削夺他们的权力，然而，建文帝的本意也就是他削藩的指导思想一直是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既准备夺去诸王手中的兵权，又不想丢了皇族亲情和脸面。如果采取变生左右的办法虽然避免了后来的征伐可也因此会“惊动”皇祖的陵寝，感觉对不住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和朱标父子。联系到建文帝后来讨伐燕王时所下的明令：“勿使朕有杀叔父之名”。
便会知道建文帝的主导思路所在了。
建文帝虽然有憾于藩王的权力之于中央集权的威胁，然而，他并不想使自己复古的思想流于叶公好龙的形式，他试图通过仁政和说教来掩盖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的血腥的举措，这位年轻的皇帝的东宫生活显然是在一种宽松良好的氛围中度过的。而自然不能和北疆征战的燕王的戎马生涯相提并论。sxynkj.ċöm
而更为麻烦的是黄子澄和齐泰在商议具体削藩时意见时还不统一，黄子澄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虽说这个总体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一定要把燕王拉下马来，然而一旦到了实际的实施过程中，齐泰主张首先擒燕，黄子澄不仅不同意还发表了上述的高论，这种打草惊蛇的做法居然得到了最高当局的首肯。
从此后的种种大政方针的取向看，虽然建文帝是齐黄并用，实际是更倾向于黄子澄的看法，毕竟是东宫的交情在那里摆着。
这时候卓敬另别有一番出奇的议论，卓敬给建文帝上奏折说：“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卓敬论述削藩的核心在于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先以迁徙的办法消祸乱于无形，应该说是相当高明的一招。而这样做理由光明正大，即使燕王一百个理由也不会不同意，更不会拿出祖制靖难的招牌说事。可是，这么一个“天下至计”竟然得不到建文的任何响应。卓敬其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是一时的天下奇才，就连后来杀害他的明成祖也不得不承认“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的事实。
朱元璋生前对卓敬非常看好，可惜建文没有给予足够的任用，后人以此论之，称建文少朱棣之庙算，未及朱元璋之识人，可谓定评。
既然不愿意听从卓敬的意见，那么接下来削藩的首选的对象就是燕王同母弟周王朱橚，周王原来就有劣迹，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就准备把他发落到云南去，现在偏偏他的儿子汝南王上表告变，说他老子准备有异谋，建文帝即派遣曹国公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袭父封）领兵去开封，围周王府擒捕朱橚审讯，坐实谋反罪。
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帝将周王橚贬为庶人，革去王封，迁置云南蒙化。十一月，建文帝派遣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察举燕王朱棣，形同监视。
周王之后，黄子澄、齐泰把矛头对准了其他诸王，先后处置了四位藩王：代王桂封藩大同，受晋王节制。削藩行动开始后以贪虐罪，削王封，贬为庶人，幽禁大同。岷王楩原封岷州，后改镇云南。因西平侯沐晟（沐英子）奏其过失，废为庶人，徒置漳州。湘王柏，封藩荆州。好读书，尤喜道家，自号紫虚子。建文帝以王府擅杀人等罪，遣使拘捕。湘王惧祸，在王府自杀。齐王榑封藩青州。曾从燕王北征，出塞作战，以军事自负。建文帝将齐王召至京师，以有人告变为由，废为庶人。这里面湘王是建文帝于燕王之下最忌讳的一个王爷。史书上说这位湘王“开景元阁，招纳俊乂，日事校仇，志在经国。喜谈兵，膂力过人，善弓矢刀槊，驰马若飞”是一个文武备足的人才，当时的朝廷户部侍郎郭任就公开说过：“今日储财粟，备军实，果何为者？乃北讨周，南讨湘。”
可见，朝廷把周王和湘王看作是燕王的两个羽翼，必须斩之而后快。从郭任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建文帝本意就是先把燕王的两翼砍掉，再关注一下燕王的动静，如果燕王识趣的话，满可以自解兵权，仍旧享受藩王的生活待遇，倘若燕王继续顽固，那么也只有像以上那几位王爷那样，或死或贬。m.sxynkj.ċöm
所以，建文帝他们不惜打草惊蛇。
也正因为基于这种考虑，在建文元年二月到四月之间，燕王朱棣曾经一度奉召入京师朝觐，而后安然返回北平，期间没有任何不利于燕王的举动发生。然而，在建文君臣的一再暗示的情况下，燕王仍旧没有丝毫的举动配合朝廷的指示，因此，建文帝在得到燕王府的燕山护卫百户倪谅上变之后，毅然杀掉燕王的亲信于谅、周铎。指责燕王棣，逮捕王府官僚。而燕王朱棣呢，则伪装疯颠避祸，暗中密为筹划。
朱棣不愧是一代雄主，他装疯卖傻的本领就是战国的孙膑也不敢自承，据说朱棣“或者走呼街头，夺取市人酒食，语言颠倒，或奄卧沟渠，竟日不起。”负责监视朱棣的北平布政使张昺、谢贵等去探望朱棣时，时方六月，而燕邸内“独设一火炉，炽炭甚烈，燕王身披羔裘，兀坐炉旁”，居然同时还能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拉西扯，胡乱支应。
张、谢自此相信朱棣确有病因，归语朝廷。朝廷竟然也将错就错，没有加派任何人手，仅仅以张谢二人总督其事。
可是，这一切还是没有瞒过燕王长史葛诚的眼睛，他私下和张谢二人说：“王实无病，将为变。”又密疏报于建文帝。即使是这样，建文帝得报之后也只是密令北平都指挥使司张信妥为办理，没有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看燕王的装病和佯狂背后的深机。
这样，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自西汉吴楚七国之乱以来的又一次因削藩引起的地方对抗中央的活话剧再一次的缓缓的拉开了它的序幕。
建文帝早在建文元年就开始布置处理朱棣的军事行动，他当时委派宋忠总边兵三万屯开平，悉简燕王府护卫壮士以从；又以都督徐凯屯临清，耿瓛屯山海关，互为犄角。北平原有永清左、右卫，宋忠调其左卫屯彰德，右卫屯顺德以备朱棣。然而，最直接对付朱棣的还是北平的三位军事特务头子－－张信、张昺、谢贵，当时一个是北平布政使，一个是都指挥使，负责北平城的军政事务，而且，他们也做了对朱棣下手的准备，史书上记载：“二人知其必有变，乃部署在城七卫及屯田军士，列九门防守，将执王。”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计谋被张昺的部下李友直告密给朱棣，更为主要的是张信的叛变，让建文帝的瓮中捉鳖的计划完全落空，反而让朱棣着了先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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