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春秋诸子，特别孔子同志为了自己的学说能够被当权者采纳，付出了很多艰辛努力，《文子•自然》：“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汉班固《答宾戏》：“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二者的且不论到底是谁家的席子和烟灶了，按文子的意思就是，孔子同志因长年周游列国，家中的烟灶也没熏黑过；墨子同志也四处奔走，炕席都从没坐暖过。这两位老先生为自己的理想抱负可谓付出甚多。但就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来讲，孔子同志的学说是超前的，它只适合在国家统一后且遇上一个慧眼识珠的明君才能实践之，而且儒家思想在掌握权贵的知识界形成共识的前提下，只靠孔子和自己手下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是实现不了的，那个时代是找不到一块他理想中的净土的！所以能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不是忧国忧民、殚精竭虑的实际行动，而只能是一首悦耳的幻想之曲，使他得以暂时愉悦其中。而最让人痛心的是其百年之后学说即思想体系的分崩离析，这直接反映在继承人的分崩离析上，如《韩非子》记载，自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儒学，有子思儒学，有颜氏儒学，有孟氏儒学，有漆雕氏儒学，有仲良氏儒学，有孙氏儒学，有乐正氏儒学；墨家分为三派，有相里氏墨学，有相夫氏墨学，有邓陵氏墨学。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因此一个好的思想主义必须有连续不断且不分崩离析的团队、主心骨才可以被接受与传承。从这点上讲红军长征之路是在找主心骨即民族脊梁之路，而能统一国人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之脊梁、圣人，你自身都不团结何谈知行合一、统一天下。
对于孔子有志难舒的遗憾司马迁同志引董仲舒之评论至为恰当！《春秋》即是孔子同志把理想抱负融入文字世界罢了！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壮志难酬没办法孔子同志只能把借书来喻世了。
有人说可能就会说，把孔子尊为“圣人”是“亚圣”孟子同志，可不是一般人瞎说的。因为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同志在其著述中是曾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非也！此为断章取义！孟子原话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他说这句话时是有其外部环境的，是他不为齐国所用离开稷下学宫出走时，在事业上失意时，感怀古今有感而发的一句牢搔罢了，他盼着“一王者兴”统一当时分崩离析混乱不堪的中国，可他心里算了算，从文武兴周到他那都七百多年了可还没动静，可见他也不认可孔子为圣人，孟子因为怀才不遇进而才有“舍我其谁？”的无奈感叹而已。然而儒学后人却阿谀附会之，断定中国五百年就会出一个圣人！进而以孔圣人作为基点，按500年的时间段，向前向后找中国的圣人，说什么周公姬旦算一个，自周公以下五百年出了个孔子；孔子以后五百年又出了个汉武帝、董仲舒等等，并把孟子同志封为“其间名世”的亚圣。
鄙人认为这纯粹是后人对于孔孟个人的吹捧，孔子同志如果活着的话肯定不爱听这样的马屁！事实上孔子同志本人也是不承认的。在《论语》有一段对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大概意思是说，太宰（王家事务总管）问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孔夫子大概是位圣人吧？要不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吹捧自己的老师说，这是上天要让他当圣人又让他多才多艺的。但孔子同志听到后立马否认了这一点。他说太宰知道个屁！自己是因为小时候地位低贱，要想以后谋生就只能多掌握些技艺，君子用心专一，学的东西是不会像我这样杂多的！孔子这话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圣人。
其实子贡这话是虽然表达的是内心对孔子的尊敬，但无形中却是把孔子“神话”了。如《韩诗外传》中记录了子贡对老师孔子奉为神灵般的称赞：齐景公问子贡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持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杷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虽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作了高度评价，把孔子也尊为“至圣”，即“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显然是在汉大一统罢辍百家独尊儒术后，天下学子皆以儒学为第一的大前提下提出的，司马迁同志自然也跳出这个圈子，这就如信奉墨家的人把墨家的老大巨子尊为“圣人”如《庄子.天下篇》言：“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绝。”
事实上在孔子本人的心目中最棒的圣人唯有帝尧。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译文为孔子说：“真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最高大，只有尧才能效法天的高大。（他的恩德）多么广大啊，百姓们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对它的称赞。他的功绩多么崇高，他制定的制度多么光辉啊！”在《庄子内篇德充符》中也记录孔子把尧舜推崇为万物之首：“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是什么使孔子同志对帝尧如此顶礼膜拜呢？因为帝尧时代正是孔子所推崇、所梦想的大道实行的时代，是孔子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不仅仅是孔子怀才不用，墨子的博爱也同样生不逢时。这正是《吕氏春秋》所说：‘时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
在孔子看来尧舜以后的中国无圣人，只有君子和小人。故《诗经》中说：‘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译文很具讽刺意味即‘都称道自己是圣贤，乌鸦雌雄谁能辨？’实际上对此孔子有很多论述，如《礼记.礼运》中孔子认为“大道既隐”即公有制被破坏后，即尧舜之后家天下的时代是没有圣人的，只有君子或小人之分，如被后人们捧为“圣人”的禹、汤、文、武、周公等这五帝王将相，在孔子看来只算作“君子”，并说在家天下的前提，他们再怎么使劲折腾也就是实现个“小康”社会，他们达不到圣人的境界了。即《礼记.礼运》中孔子同志所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为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翻译过来就是，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其子女，求才使力都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的宝座，时兴父传于子兄传于弟。内城外城加上护城河，这被当作防御设施。把礼义作为根本法则，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兄弟和睦，用来使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立田地和住宅，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就是小康。”sxynkj.ċöm
孔子同志以其敏锐的历史视角，把其在世以前的中国历史界定为两个时代：“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时代，即我们可理解为“公有制时代”和“私有制时代”。正是在此前提下他才界定了“圣人”和“君子”的区分标准。孟子也认为唯有尧舜称得上圣人，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也说道：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正如荀悦《申鉴》中对这种分类的赞叹：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
法家的韩非子在其《显学篇》中道“孔子、墨子全都称道尧、舜，但他们的取舍又大不相同，却都自称得到了真正的尧舜之道。尧和舜不能复活，该叫谁来判定儒、墨两家的真假呢？显然当时儒家和墨家都是以得到尧舜思想真谛以自居的。把帝尧尊为圣中之圣的“至圣”是先秦诸多文人学者的普遍看法。帝尧被尊为“至圣”的主要原因，就是孔子所说“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即帝尧不但有崇高的政绩，而且有灿烂的政治制度！而能代表其制度灿烂的关键节点就是帝尧时代所实行的禅让制。禅让制的推行实现了礼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大同世界”，这即是孔子把帝尧尊为圣人的根本原因，孔子之前也帝尧才真是不折不扣的真圣人，故鄙人称之为中华民族之第一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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