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文人,用言语暗示一件事,是最常见的操作。
比如——我就爱这么写……
是不是——实际上,刘若愚的确知道《永乐大典》丢失的真相?
但是,他不能说!
因此,只好特意通过这样的暗示,来告诉皇帝呢?
毕竟,今日看来《酌中志》是研究明代的资料,而刘若愚写出来,却是想要从死缓中脱身的工具!
这个酌中,就是自白书的意思。
这一点,在开卷自序中,刘若愚已经说的清清楚楚。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刘若愚话里的重点,必然只有两个——1:内阁大臣,2:《册府元龟》和《永乐大典》在一起!
《永乐大典》的丢失过程,已经是“秃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着”的事情了。
丢失的时间,就在万历——崇祯元年之间!
因为刘若愚是崇祯元年坐牢的!
而结合上下文,丢失的准确时间,在内廷抄录《册府元龟》之后!
这些,就是刘若愚不能明着写出来,却暗示出来的真相!
……
还有《册府元龟》,高达近940万字,郭沫若发现的两个版本,那最多的一部,残存数量,都一百多本!
《永乐大典》呢?
——11095册!
正本——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和浴室墙壁贴的大瓷砖,差不多大小。
这个宽度,相当于现代城市,铺设的盲道砖的宽度。
将《永乐大典》排列在一起,全部铺在地上,是宽三十厘米,长5580.785米的一条盲道!
也就是长达11里多一点。
这个长度,大约相当于现代一般县城盲道的总距离!
这么多的书,想要运走,必然要有大型物体的运输行为,给他打掩护!
而且,还必须是多次!
因为,一起走风险太大了!
而《册府元龟》发现的地点是山东青岛,明代隶属莱州府,也就是登莱地区。
将登莱和京师联系起来——
再加上西洋!
还要多次行为!
找一找明末万历以后——大件运输,还是好几次的行为……
只有徐光启:壹趣妏敩
——在天启元年,运输4门红夷大炮至京师。
——天启三年,运输22门,并且,西洋人随行。
——崇祯三年,6门。
——崇祯三年,徐光启再次上疏,以葡萄牙人一百六十名,澳门人一百名,非洲人和印度人一百名,共三百六十名,以及无尽民夫组建的庞大团队,再次进京。
这一次,被人弹劾,运输队被崇祯下令解散。
直到崇祯四年三月,才在徐光启一党的坚持下,到达京师。
这些火炮,并不是聚集在京师就完了。
还又分别运往不同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将《永乐大典》混在车队之中,是最容易带离京师的了!
徐光启盗取《永乐大典》的过程,是不是真相大白了?
那么《册府元龟》,为何停留在了青岛呢?
——恰恰!
就在崇祯四年,登莱兵变!
而兵变的结果,就是徐光启召至山东“铸炮”的工匠,跟着叛军,一起到了后金。
适逢战乱,《册府元龟》被匆忙放在寺庙内,是不是很正常的行为?
或者说,有人故意将《册府元龟》,放在了寺庙里!
……
红夷大炮真的是徐光启引进的吗?
而恰恰——不管是我的考据,还是现今学术界的考证,都证明了徐光启引进的所谓“最先进红夷大炮”,大明早就有了!
(前文有讲,早在万历年间,红夷大炮已经以数十门为单位,出现在福建、广东小县城之中。)
也就是说,徐光启所谓的“引进西洋火炮”,只是一个幌子!
他在为某件事打掩护!
什么事?
偷《永乐大典》!
徐光启一党,言之凿凿的西洋人帮助造炮,就在登莱!
恰恰!
郭沫若发现《册府元龟》的地方,就在当时隶属莱州的青岛!
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出——这么一个推测?
——身为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的徐光启,是能够不惊动皇帝,直接接触到《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这种国家级图书的高官!
所以,这就是刘若愚——那近乎明着写出来的暗示,的真相!
徐光启偷走了《永乐大典》!
这些书被从皇宫转移出来之后,因为需要一个大型活动打掩护。
因此,朝野就制造了“西洋火器先进的理论”。
当这些火炮聚集在京师,不管是返程的车队,还是运输其他方向,都是最容易带走《永乐大典》的!
不管运送到哪里,只要离开京师,以徐光启的地位,都很容易将这东西带走!
如果不懂——就看看某个湖的洗澡螃蟹。
徐光启一党,以运输火炮的车队为载体,将《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等珍贵华夏国宝,转运山东,交由西方人带走。
就在他们将最珍贵的《永乐大典》正本全部带走之后,恰好遇到了登莱之变。
而这个举动是瞒不住人的!
于是,有人乘机转移了《册府元龟》两部,却都是残卷。
因为——人家已经起运一部分走了!
这,就是郭沫若发现的两部《册府元龟》的真实来历!
而朱大韶家族的横经阁,只是其中的一道手!
兄弟们,联合现今的证据,在结合我这个推理,是不是就是徐光启偷走《永乐大典》的真实过程?
不要说徐光启不会!
作为大臣,那群人可是连给大明交税都不干!
偏生转个身,要给西方缴纳全家十分之一以上的财产!
还每年都缴纳!m.sxynkj.ċöm
这事都干了,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干的?
要知道,这可是《永乐大典》啊!
这可是《册府元龟》啊!
这可是华夏最珍贵的典籍啊!
前朝灭亡,后朝建立后,会将这些历代前朝的“文治象征”,精心保管起来。
因为这是后朝“法理”的一部分,同样也是后朝文治的象征!
(不懂这个的,看看果子撤退湾湾前,派飞机抢走了多少典籍。)
这些书的丢失……
问题到底有多么严重,就可想得到了。
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们放在国家馆的《党史》原始资料,竟然到了个人手中……
这些书籍丢失的性质,有多么恶劣啊!
人家连大明皇帝文治象征的脸面,都给拿走了。
更何况区区一套《永乐大典》?
仔细看看,明朝皇帝哪一个是正常死亡的?
如果一个人死的稀奇古怪,是巧合。
两个人死的莫名其妙,也可以是巧合!
三个人呢?
如果个个死的都是稀奇古怪,还是巧合么?
连皇帝都没有正常死亡的,那——区区一套《永乐大典》,又有什么不敢弄走的啊!
他们弄走了这么多典籍,再想想巴伐利亚!
在1860年的欧洲教会资料中,还依旧称巴伐利亚的迪特福特镇——为“中国城”。
西方崛起的真相,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
……
(妈呀,眼都要瞎了。
扒资料太累人了。
关键是,很多时候还会走入误区,扒拉大半天,最后是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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